非瘟变异株成为了非瘟防控的新难题，如何有效避免弱毒传入？中国匠心种猪调研走访活动第二季走进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专访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邵国青研究员。他指出，非瘟弱毒使猪场在诊断上遭遇瓶颈，突破常规技术，开发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的新检测方法是当前非瘟研究工作的挑战，而将生物安全体系前移，通过中转和隔离彻底阻断接触性传染可能，建立阴性种猪群是当前防非的工作重点。

临床表现已经发现3种类型非瘟弱毒

邵国青介绍，现在已经发现3种类型的非洲猪瘟弱毒：一种是最早出现的皮肤型，临床出现皮肤坏死，后期流产；一种是腹泻型，猪只出现明显的腹泻，后期死亡；一种是胸膜炎型，出现如绒毛心、胸腔积水等症状，临床上容易被误诊为副猪。邵国青认为，这三种类型出现的诸如胸腔积液、出血、便血、皮肤坏死、全身性出血等症状实际上在经典急性非洲猪瘟感染猪群中是全部可以被发现的，到了非洲猪瘟弱毒株出现临床症状分化。

邵国青认为，从理论上来看，病毒在流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变异株，但病毒在猪群中的变异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像伪狂犬病毒在细胞培养中很容易变异，但在猪场临床上多年来使用伪狂犬双基因缺失弱毒疫苗，也并没有发现双基因缺失弱毒疫苗导致的变异毒株出现，而根据实验室数据伪狂犬病毒的变异是比非洲猪瘟病毒容易得多的。”

由于检测技术受限，变异株的清除是一件麻烦事。邵国青认为猪伪狂犬病的防控对于非洲猪瘟是有参考价值的。伪狂犬基因缺失弱毒疫苗实际上是一类毒力较强的疫苗，但由于伪狂犬病在我国并没有被清除，所以猪场依然使用弱毒疫苗进行防控。伪狂犬疫苗不能完全阻止强毒感染猪的排毒，而且排毒量很高，但是疫苗免疫是有效的。类比到非瘟上，“在非瘟上是否有达到要求的疫苗，是否有可行性目前还不得而知，需要科学的评估。”邵国青说。

将生物安全体系前移，避免弱毒传入猪场

根据前期实验数据，致弱的非瘟病毒在血液、唾液等中均不出现排毒，但在淋巴结中可检测到带毒3个月以上，最终具体带毒时间长短依然是不确定的。这使得阴性猪群在快速引种时容易把带毒猪引进猪场。对此，邵国青建议不仅要将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前移，还要对引种要求做新的规定。

“非洲猪瘟催生了高标准的生物安全体系，出现楼房养猪、养殖小区等，对于这类体系均要求把生物安全体系前移。因为在完全封闭的体系中一旦有病猪进入，就面临全面淘汰。但是只要保障封闭系统的阴性，不从外部引种，安全性就大大提高。这其实是回到过去的自繁自养封闭饲养模式，单元格分隔饲养的方法，形成一个个小系统是场内的衍生方法。目前大部分养猪都是小分隔的，但是将来可能还是要搞大规模一点式饲养。因为现在成本太高了，行情下降后太小的分隔

模式很难承担。”

引种的新规定要如何去做呢？邵国青认为，带毒猪抗体会呈现阳性，可以通过密集的抗体检测来鉴别。在引种前对引种的母猪场进行长达半年以上6%概率的抗体检测，以保障引种的阴性。“目前我们有在做一个通过鼻腔黏膜采样的非瘟sIgA的检测试剂盒，可以不用采血。”他介绍说。邵国青强调，大猪场必须加快建立自己的阴性种猪群，要有自己的种猪体系。

传染病的“驯化”是一种防控强毒的方法

对于缺少有效疫苗，或仔猪早期发病的传染病，邵国青告诉记者，目前存在2种处理方法来防控：

一是“驯化”，全群感染，使猪群产生免疫力，自我清除病原。美国在蓝耳病、猪气喘病上驯化很成功。“从原理上大多数传染病有这么一条路，通过‘驯化’可以实现病原自我清除。”

二是猪自身免疫能力的提升。已经有实践证明发酵饲料养殖、中兽药应用等在非洲猪瘟防控和减少其带来的损失中是有一定效果的。
 

非洲猪瘟十年内最终就会实施净化

“中国幅员辽阔，很难阻止千家万户养猪，又不可能去建立那么多生物安全体系，所以疫苗的需求是毋容置疑的。最终肯定会实施净化，但是净化之前怎么办？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邵国青说。他认为经济基础薄弱和整体法律意识欠缺是导致正确法规推行难以落地、非洲猪瘟短期难以实现净化的两大阻碍。“非瘟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不能像新冠防疫动用举国之力，需要有科学和现实的办法。”

但他认为十年之期我国会将非瘟净化，主要理由在于国内快速改善的的法律环境、管理水平，以及经济的发展，十年可以达到做净化的经济实力。邵国青认为非洲猪瘟的净化在技术上反而相对比较容易，“只要大面积、无漏洞控制好屠宰猪肉污染这一个关键环节，1-2年就可以在大范围内控制传播。”他说。

通过互联网共享学习是解决行业人才成长问题的高效出路

邵国青还提出，基于互联网的云计算是主宰下一代技术革命的核心技术，也是主宰农牧行业未来和解决非洲猪瘟问题的核心技术。他指出，农牧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支撑是人才，牧原、温氏、正大、大北农等把人才培养作为企业发展的组成部分，反观业内很多企业，挖人、用人是主要方法。

企业的成长性依靠机遇，行业内竞争性不足，更不用说与行业外或参与国际竞争。大部分中小型猪场生物安全做不成，难以走完生物安全的最后一公里，看上去是管理问题，是人的问题，具体解剖分析才知道是领导力和管理思想问题。“生物安全需要体系性的方法和技术，不是花钱就能做好的，关键是要改变人的认知。”邵国青说。

针对此种行业现状，他介绍，目前带领团队正在致力于构建一个互联网共享学习组织，帮助业内人士实现知识共享、交互学习，从而使人获得新的启发，从认知上发生变化。

他表示，该免费的共享平台还会邀请业内专家共同参与构建，操作方法包括：在该平台上可以共享生物安全的方法、技术体系、技术清单；共享新的技术和动向；可以自己设置方法让员工参与其中提出意见，共同进步；人人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老师，通过共享专家系统可以及时地相互指导、检查与反馈、帮助。

邵国青描绘了新形势下的防控设想：通过网络共享学习，搭建学习系统、共享系统、专家系统，形成学习型猪场管理团队。再通过自身发现问题、找方法解决问题，建立评价标准来评估问题的解决，主要直接通过生物安全的实践，改变管理者的认知。这种方式不仅解决猪场的生物安全建设走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同时还有助于改变团队管理人的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发现青年人才，使猪场管理核心的自信心、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知水平都得到本质的提高。最后通过互联网技术，特别是云计算，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样，我们的养猪行业青年人终身学习蔚然成风，人才成长将真正助力行业做强做大。”邵国青说。

文章来源：农财宝典